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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个家很特别 ——侯跃文首次回忆心酸童年及家事

2020-05-28

我是我们家惟一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。我从小就有一种念头,总想要离开这个家

我出生在现在的北京西绒线胡同,就是从宣武门那条街进来,进口不远,在路的北边,有一个两层的小楼,这就是我最早的家。
我们家当时住在楼上,在我记忆中,里边应该是有三间房,两明一暗。靠马路那边、有阳台的阳面是我奶奶住的房间,中间是个客厅,包括吃饭,来客人呀,我父母亲的房间是挨着楼梯的一个小间。楼下是一间药房,卖一些治头疼脑热的药,可能是我父亲光靠演相声不够维持我们家的生活。
我们家兄妹四人,我是我们家惟一没人管没人疼的孩子。这种感觉从我有记忆就开始了,那时我心里特别不满意,就觉得自己特孤独。
按传统观念,老大是家里最喜欢的,而下边的妹妹又是我们家第一个女孩子,也易受隔辈人的宠爱,所以他们有我奶奶疼;最小的妹妹是我们家最小的,自然我妈妈要疼她,就剩下我没人疼。
我穿的衣服都是耀华剩下的,而且耀华穿不下的衣服,如果是高级一点的,我奶奶会给他收起来,放到箱子里,不让我穿,可能是留作纪念。那时,晚上睡觉时,耀华和大妹妹跟我奶奶一起住,小妹妹和我爸妈住在一起,就剩下我,独自一人睡。记得我们家住四合院时,我一人住着南屋的一个小间,那时候的房门上面是玻璃,下面是木板,下端开一个洞,让我们家的猫进出。这只猫半夜里出来进去的动静我听起来非常害怕,那时半夜里甚至听我们家水缸盖帘的滴水声,也都特别恐惧。
就连吃饭,我们家也是这种格局,爸爸妈妈带着小妹妹在北屋吃,奶奶带着耀华和大妹妹在桌子上吃,我一个人坐在地上吃。那时候我能有一小盘菜,也就是现在吃饺子蘸醋的小碟子大小,够不够也是它了。所以我舅舅有时就过来跟我一起吃。在我们家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我舅舅,我的童年是和我舅舅相连的。

舅舅对我的一份关爱引起了我父亲的反感,直至他们俩为此打架

我舅舅当时三十来岁,一直在我们家。我很小的时候,他帮我们家料理药铺,我舅舅一边卖东西一边看着我,把我绑在货架上,怕我摔了。在我印象里,我舅舅天天带着我,哄着我玩。我舅舅当时为什么跟我好呢?可能他看出,我在我们家没人疼,所以他对我就有点偏爱。其实这种偏爱感情上的成份比较多,物质上并没有什么,也就是带我出去买东西时,多花一分钱给我买个小零食而已。另外一点,我吃饭时养成一种习惯,非有汤不可,爱喝稀的,后来有人说爱喝稀的人孝顺。于是,我舅舅做饭时。有时就偷偷地给我做上一碗汤,无非就是切几片黄瓜,搁上调料弄成一碗汤,或用一个西红柿做个汤什么的。
渐渐地,我舅舅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我父亲的反感,直到他们俩为了这件事打架。那次闹得挺僵的,我舅舅就说,家里为什么没人管耀文,我给他做碗汤有什么过分的?我舅舅是个脾气特倔强的人,一气之下他就要走了,不在我们家呆了。

12岁那年,我开始偷偷说相声

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已搬到了复兴门,我参加了业余相声演出。记得那年,我还写过一篇作文,这是我上学期间惟一一篇被作为范文的作文,题目是《我是未来的……》。我填的是我是未来的人民演员,这篇作文我分了三个自然段,第一段写的是怎么说相声,第二段是怎么成了名,最后一段是老了后怎么带学生。这完全是照我父亲这个模子写的。
当时,我参加了北京组织的业余职工曲艺队,我们队大多是工人,他们当时也就二十二岁的样子,有李国盛。学生有3人,我,还有两位上中学的学生。我们那时候学相声一是靠听收音机,还有就是当时的西单商场二楼有个小演出厅,大约50平米,不到20排座位,有一个小台是西城区青年曲艺队在演出,那是一个专业队伍。那时有收费标准是10分钟2分钱。我当时只要下午没课,做完作业后,就带着我们学习小组的二三个同学去听相声。那里有人认识我,不跟我收钱,他们一见我就说又来啦,快上去吧。
我听相声大约听两遍,甚至有的听一遍我就会了。接着我就在礼拜日的下午,上俱乐部去说给别人听了,当时俱乐部在新街口电影院那儿。我们演出时不收钱。工人们凭着俱乐部的证件就可以进去听。我那时候演出不知道害怕,只是演出的水平差劲而已。那会儿演出也不报名字。

我的哥哥侯耀华是极聪明的人

耀华那会儿,在学校里玩得比我高雅点,他上学是在男八中,他们学校有话剧团,他便在话剧团演话剧。
耀华是我们家的长子,极聪明。他小时候上四年级时,北京少年报就登了他的文章,意思说他有点发明小天才的意思。后来,大作家杨朔来见他,还送给了他一颗夜明珠。
耀华小时候爱无线电,他上五年级时,就会做矿石收音机,我真是觉得他很了不起。他知道把漆包线缠到钉子上,然后用一块电池把这两个电极按上,再弄一个键子就可以“嗒嗒嗒”地发报,而且他会把这个弄到我们家的话匣子上,让收音机里也出现电报声。我记得没几天,派出所就找到家里来,以为我们家有电台,有特务。所以我小时候,对耀华又是气愤又没有办法,好像老人偏爱他也有道理,他确实特别聪明。

父亲坚决反对我说相声,为此我和父亲发生了第一次冲突

我父亲从小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他老不在家,在家时也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。我从小就很怕我父亲,惟一留给我的稍有点温馨的记忆就是我父亲去上海演出,去了半年,期间,托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吃的点心和玩具枪。记忆中,一直是我父亲忙我父亲的,我们玩我们的。我们没有任何接触和交流。从我生下来到我父亲去世,我们没有一起上过公园、进过商店、看过电影,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一点点亲昵举动,我和父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
那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特别有名的人,凡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人,没有一个不夸我爸的,夸他有本事。但从我们做小孩的角度来讲,这点我们不关心。当时他已经著书立说,在他的专业上,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,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小孩,也不会注意。
我父亲整天忙于演出,包括到我上了中学。在我上学的这段时间,我们居住在一起也见不上面,因为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。我放学回来他已经走了,等他回来时我们已经睡了,而早上我们上学时他还没起来。几乎是天天如此年年如此,我们根本见不着面。他在外面干些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,和我也没有关系。
我父亲一直不知道我偷着说相声的事。他主要是不同意我当时的那个年龄就学相声;再有一个,因为他自己本身年幼失学,只念过三个月的私塾,深知干这行也需要很好的文学基础,他希望我们上完大学再来说相声。所以在我16岁考上铁路文工团时,跟他商量时竟遭到了他的强烈反对。
那天,他下午没有演出,中午,趁他吃饭的时候,我也假装盛了一碗饭。那时我父亲吃饭是一个人吃,我母亲要给他一点特殊的菜,平时一般情况是,他先吃我们后吃。我父亲从来不在外面吃饭,不管演出到几点,不管人家管饭不管饭,他都要回来吃我母亲做的饭。我盛出了一碗饭,坐在我父亲对面。那时他还没吃上几口。我说我考铁路文工团去了。他没理我,继续吃饭。过了一分多钟,我看他不言声,又说我考上了。这时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十分严厉,可以说是瞪了我一眼,接着他又低下头去,继续吃饭。这时我说的第三句是,人家让我办手续呢。没想到这句话—下子把他惹急了。他把饭碗和筷子猛地往桌上一拍,瞪着我说,谁让你去的?你跟谁商量了?当时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,我总不能说我没和谁商量吧。我支支吾吾说,我是陪一个同学去考试,结果人家看上了我,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。当时我父亲说,你给我好好上学去。 后来我去铁路文工团告诉人家,家里不同意。他们说你别管了,你父亲的工作我们来做。他们到我们家来过三回,前二回我父亲都把人家给轰走了。他们一提关于我进团的事,我父亲就说免谈,我很忙。直到第三次,我父亲才说了句我考虑考虑。就这样, 1965年我进到了文工团,走上了我的艺术之路。

我很早就发现,我们这个家很奇特

我们家一直没买过房子,都是租房子住,我父亲也没有买房子的经济能力。我父亲小时候要过饭,捡过煤核儿,夏天卖过冰棍,后来学过京戏,18岁才改行说相声。照此看,我父亲家以前撑死了能有一间小破土房算了不得了。如果要算成份的话,应是城市贫民。后来我父亲有名后,家境稍好一点,但也就是在中等偏下一点的水平。我父亲平时要抽烟,要喝茶,在我印象里,我父亲挣的钱,他一个人就要花费一半,我们全家花一半。
当时在北京有一种说法,西城住文,东城住武,这是从明清沿袭下来的,而南北城经商的比较多。我们家一直住在西城,我们家对门就是唱京戏的,我们家那一片从事文艺的挺多。
实际上我前面所说的奶奶是我姥姥,包括我所说的舅舅也不是我母亲的亲兄弟,是我妈的一个叔伯哥哥。我们家很独特,在我母亲这边,我们没有舅舅、姨,在我父亲那边,我们没有叔叔和姑。我父亲是我爷爷奶奶买的一个孩子,从什么地方买来的,不知道。据我父亲说,好像是坐了一宿的火车,是从东北那个方向,那会儿火车也很慢,我觉得应该是在锦州这一带,出关不远的地方。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凡是买孩子的只能买一个,不能买两个,所以我爷爷奶奶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。我爷爷姓侯,满族人,以前在王府里是一个厨师。
我母亲那边是因为我姥姥、姥爷不能生养,抱了我母亲。我很早就知道,我父亲不是我爷爷奶奶生的,我母亲也不是我姥姥、姥爷生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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