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物质充裕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的今天，收音机对于市民来说早已是一种几近唾手可得的普通消费品。然而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收音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却是老百姓的理想消费品，买一台收音机几乎成为老百姓们最昂贵的消费行为。在物质贫乏的当日，家里有一台收音机已经相当“巴闭”（粤语：厉害）。

　　围着十斤重收音机　听冼碧莹讲匹诺曹

　　家住广州东山区的“老广州”杨叔到今日仍对收音机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杨叔1970年家沿江三路。即现7号路总站对面一大院内。整个大院100多户也只有几户人家有收音机。那个时候，并没有什么娱乐，几兄弟姐妹常常留在家里玩耍，只要一听到邻居开收音机，就不约而同地扒在窗台旁竖起耳朵收听，杨叔说他小时候最爱听冼碧莹阿姨讲《匹诺曹》的故事，冼阿姨说匹诺曹每次“讲大话”鼻子就会变长，最后鼻子几乎长到地上。我们当时都信以为真，不敢“讲大话”了。

　　一部红灯牌　两个人工资

　　据说上世纪60年代，上海出产的“红灯牌”收音机是最好的收音机品牌，一般人要拥有一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就得付出40多元，也就相当于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总和了！杨叔说，直到1974年，家里好不容易才凑够钱买了一台重达五六公斤的收音机，当时让邻居和亲戚羡慕不已。他还记得，爸爸一买收音机回来，就立马把它放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，姐姐还专门刺绣一块漂亮的布来装饰及避免收音机的封尘。更有趣的是，每次他们兄弟打架，爸爸一定会首先把收音机抱起来放进房间里，防止这几个“百厌星”（粤语：捣蛋鬼）在打架时不小心把收音机摔坏。

　　万人空巷听古仔　为听楷叔唔食饭

　　另一位“老广州”林先生，虽然现在已是一间知名公司的经理，但他仍然十分怀念小时候那段“匆匆忙忙从学校跑回家听古仔”的日子。林先生说：“楷叔（张悦楷，己故）就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人，单凭他的一张嘴，却可以把故事里描述的男女老少、各种声响都讲到出神入化，每个角色都被描述得栩栩如生，活灵活现。一到讲古仔的时候，街上几乎没什么人——大家都回家听故事去了。令林先生最难忘的是楷叔讲《杨家将》讲到“潘仁美与杨家将之间的案件”这几节，情节迂回曲折，相当吸引。中午12时学生们一放学就急着往家里跑，不少人还边跑边喊：“楷叔唔好讲住啊！等我返到屋企至讲！（粤语：回家再说）”然后一到家，饭也顾不上吃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，调频到讲古台听楷叔讲古仔。
　　其实，听楷叔讲古已成为近20年来大部分广东人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，时至今日，仍有不少广播电台在转播楷叔生前讲过的“古仔”，而楷叔“原文再续，书接上一回”的经典开场白仍让不少人津津乐道。

　　70年代，少了收音机，娶不到老婆

　　“现在广州流行买房买车，我们那个时候连电视都很少见，大家中意的是“三转一响”，就是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和收音机。”家住荔湾区的何先生谈及往事，兴奋不已。
　　何先生已近50岁，自己家里开了一家电器修理行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说起他和收音机的故事，何先生直说要感激自己的老婆。
　　1973年，何先生才20岁，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，何先生也作为知青来到清远劳动，在这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女士。1975年通过关系何先生和女友先后回到了广州，他们决定结婚。但是，此时的何先生一无所有，别说“三转一响”，就连基本的家具都买不起。他觉得自己都不能养活家人，又怎谈成家呢。
　　这个时候，张女士发现那时广州修理收音机很有前途，而且维修设备通常只需一个“辣鸡”（电烙铁）。因为当时的收音机块头很大，使用的是交流电，没有完整的外壳，不是封闭式的，蟑螂、老鼠常常会咬坏收音机，所以收音机修理成了当时热门行业。何先生就这样在女友的鼓励下走上了学修收音机的道路，这一学就成了自己的饭碗。从修“辣鸡”到修电视以及各种的家电，何先生就这样和收音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也成为广州最早从事修理的个体户之一。何先生还笑称，他当时成家的“资本”都是从修理收音机那里积累起来的。何先生为了感激老婆对他的激励，结婚后三年，他送了一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给张女士。至今，这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虽然已经过何先生的多次修理，但接收仍很清晰，所以家里的电器虽然已经过数次更新换代，但他们却始终舍不得换掉这台古老的收音机，继续用它来品味着他们的故事。

　　80年代，全城听楷叔，救活一间厂

　　由于收音机的风靡，一家小厂竟奇迹般地风生水起。提起那段尘封的往事，已过古稀之年的李阿婆一下子来了精神。
　　1982年，当时阿婆才过50岁，还在越秀区法政路附近一家街道办的、集体所有制的有机玻璃制品厂工作。由于当时生产收音机正成为一种时尚，生产收音机有机玻璃外壳的市场已经达到严重饱和，这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生产的有机玻璃外壳卖不出去，剩余了一大批积压品。李阿婆的工厂效益不好。李阿婆回忆道：“当时生手工（初入行者）月薪32元，熟手工（熟练工人）38元。”
　　这时一个奇迹发生了。广东电台的一个讲古节目响彻大街小巷，人们已不满足于只拥有在家里的一台收音机，人们纷纷多买一台在上班路上听，收音机也跟着“俏”了起来。
　　20多年前，几乎每个广东人都知道电台里有个专门讲古，而且可以讲古讲到出神入化的楷叔。每天中午12:30~1:00和下午6:30~7:00的时候，在大街小巷上走路的人手里也捏着一个收音机，因为那时候就是楷叔讲古的时间。张悦楷讲杨家将，讲三国演义，大伙都特别爱听。李阿婆至今还记得楷叔的精彩台词，“原文续，书接上一回，上回讲到……”但是阿婆感激楷叔不仅仅是因为他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快乐，更因为是楷叔令工厂风生水起。
　　“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说笑话，”阿婆认真地说。尽管事情已经过了20年，可阿婆说起来就像昨天发生似的。那时，楷叔的讲古风靡广州，收音机自然成了抢手货，各个收音机的生产厂家都拼命地生产收音机，作为收音机前壳的有机玻璃自然也就有了市场，很快李阿婆所在的小厂就生机勃勃。李阿婆说：那段时间每人多了几十元奖金，相当于工资一半，真是谢谢楷叔了。

　　90年代至今，性知识节目，学生大方听

　　时至今日，可能“零点1+1”已成为不少成年人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。不仅是中学生和大学生，30岁以下的人，在广州长大念书的，相信没有一个没听过这个节目。
　　去年大学毕业的小郁对记者说了一些有关“零点1+1”的小故事。记得第一次听“零点1+1”这个词语是读初一（1992年），当时“零点1+1”被同学喻为“儿童不宜”的节目，稍勇敢的同学也只敢说他是打开收音机后调频道时“不经意”才听到的。
　　初中时，要听“零点1+1”总得趁父母都入睡了才敢打开收音机听，而且要把声音调得尽可能低，后来有了耳机，总算可以听得清晰点。相信不少晚晚都准时11时就进房间“睡觉”的人十有八九说不定就是在秘密地收听“零点1+1”。
　　上了大学后，因为大学生都要通过英语四级考试，入学不久学校就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来收听英语广播。尽管这台收音机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不怎么样，但每晚在同学自修回来后就大派用场，听音乐、听新闻，当然少不了晚上11时收听“零点1+1”。我们广州的学生更是大力向外省的同学推广“零点1+1”，我们从来为他们翻译他们听不懂的词语都是乐此不疲的。到了大二，有些理论丰富的同学已不用收听了，干脆在晚上学习不是很紧张且临上床睡觉前时，在宿舍里自办“深夜成人电台”，一批同学做主持，一批同学做听众。“深夜成人电台”常常把隔壁宿舍的学生也吸引过来了，场面还相当大呢！

　　名嘴黄海：广东广播改革　让收音机脱销

　　1985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创办珠江经济电台，其风格独特的“珠江模式”更成为我国广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牌。广东广播界的王牌节目主持人黄海（现任城市之声《创业版》主持人）从头到尾参与了1985年广播改革，也是我国广播办首批播音员。他向记者娓娓道出了不少收音机和广播的故事。
　　黄海说，他入行24年来，做得最为得意的节目是《农村天地》和《人在今晚夜》，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事莫过于能从头到尾参与中国广播界的改革。由于收音机的普及，珠江经济电台成立后至1992年间，电台到哪里办活动都是万人空巷的。尤其是珠江经济电台6周年台庆在广州、湛江、茂名等地办活动时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，黄海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，他笑称，当时8万人的大球场座无虚席，珠江两岸更是出现了两条长长的“人龙”，当年珠江台办评选“我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”活动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来信36万封，这可把邮局的工作人员忙坏了，不得不加班加点为电台拣信。
　　珠江台改革成功后，电台的听众空前增加，人们为了更方便地收听广播节目，纷纷购买便于携带的袖珍型收音机。1986年底到1987年初，更导致半导体袖珍收音机一度脱销。

　　一份对流行商品的调查显示：

上世纪50年代的流行商品中，收音机排在第4。前三名依次是1.手表；2.自行车；3.缝纫机。
60年代，收音机依然是第4。前三名依次是1.自行车；2.手表；3.缝纫机。
70年代，收音机排在第7。前三名的商品不变。第4是电视；第5是衣柜；第6是录音机。
80年代，收音机跌出前十名，排11位。电视机高居榜首。
1979年，“迟唔会迟，早唔会早，带乐都表，时间岩岩好”，成为了首个电台报时广告，据闻，这个时候连可口可乐都还未在广播上登广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