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歌原名《我的家乡》，又名《南京知青之歌》。可想而知，它的作者是南京人，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，他的名字叫任毅。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。他从小就兴趣广泛，爱好艺术。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，学过唱歌。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，学过二胡和吉它。
　　1968年年底，正好是12月26日，毛泽东生日那天，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，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，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，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，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。
　　1969年夏收之际，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。
　　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：
　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
　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
　　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，大家情绪都很低落，感到前途渺茫，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，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“吉它之乡”的称号。大家聚在一起，就唱过去的歌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，歌名叫《流浪人归来》：
　　“流浪人归来，爱人已失去。
　　内心无比凄凉，我活着为什么？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，也不愿想，前途在哪里？”
　　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，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。唱完之后，大家仍然觉得空虚。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：“工人有工人的歌，农民有农民的歌，任毅，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。”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，当晚他就抱着吉它谱写了《我的家乡》，整整搞了一个晚上，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，这首歌终于完成了。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：“深沉、缓慢、思念家乡的”，然后又写下了“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”。
　　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。1964年，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，在戈壁滩上，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，名叫《塔里木，我的第二故乡》。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，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，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，有2／4、3／4、4／4拍，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，歌词也重新填过。
　　这首歌一完成，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。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。夏收之后，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，于是就走过去，故意问：“你们唱的是什么？”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：“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，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，这叫《知青之歌》！”
　　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《知青之歌》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，也没有宏大理想，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，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、非农、非军、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，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。
　　据说，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，一路吟唱这首歌。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，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。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《国际歌》的口气说，“凭着这首《知青之歌》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，找到吃，找到住”。但是，对任毅来说，不但没有找到吃、找到住，却是———
　　不幸降临，全是因为这首歌。
　　1969年8月份的时候，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，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，因为身体有点残疾，驼背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，他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，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。郑剑峰的手很巧，爱装半导体收音机。有一天他在调试时，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，他感到很意外，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，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。
　　第二天下午4点钟，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，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，他们把它称之为《中国知识青年之歌》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，配上小乐队伴奏，效果搞得很不错。当时任毅都听呆了。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，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；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，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。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。
　　1970年2月19日，阴历正月十五晚上，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。
　　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。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，他们什么也没找到，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。
　　“带上你的洗漱用品，跟我们走！”一个声音高叫着，插在军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着扳机。
　　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，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、牙膏、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，随手套在头上。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押送下，走出了房间大门。不过，这一走，却再也没回到农村，从而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“再教育”的历史时期。
　　他被推进一个柜台，经过严格的搜身，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带、皮带，据讲为了防止自杀。真是天知道。 　　“签名”抓他的人出示了“逮捕征”。
　　“按上手印，写好几点钟。”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，那无表情的脸。
　　“进去！”任毅还没有弄清什么就被推了进去，随着就是关门、上锁。
　　“啪”地一声，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，把任毅吓了一跳，这小小的窗几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，以后老犯人讲这是“老虎窗”，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。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，像停尸房一样的地板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，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。
　　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，远了……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，一个个地坐了起来。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：“你们挤一下，让一个位置给他。”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，一个2尺宽的地方便空了下来。
　　于是，1970年2月19日深夜，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息便尽人皆知了。
　　就在这一间牢房里，他整整被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。一直到8月3日，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10年刑期后，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。
　　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，这5个月时间里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，而且经常是在夜里。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，光是一句“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”，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，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“深浅”而是“深陷”，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“深浅”，所以拒不承认。虽然是一字之差，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，关于“深浅”，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，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，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、脚踏实地的精神，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，而“深陷”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？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，但在当时，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。
　　为了攻下“深陷”这个堡垒，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“知青之歌”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，有油印的、有打字的、有复写纸的、有手抄的，各种样式的都有，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“深陷”，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。
　　在这五个月期间，任毅一共三次“陪绑”。当时“公判大会”气氛是很恐怖的，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，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，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。
　　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，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，当他宣读判决书，扯开嗓子高叫“判处死刑”时，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，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“立即执行”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，抿了一口荼，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、喝水、关盖子的声响，然后他平静地说：“缓期二年执行。拉下去。”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。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。
　　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，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饭了，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，任毅是所谓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”，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，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。
　　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。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，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，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。在那里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，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，但是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。
　　1970年8月3日，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，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。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，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……判刑10年……”
　　从那天起，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劳改犯生活，处境自然是十分严酷，总之，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。“专政”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了。9年坐牢，仅仅是为了一首歌。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，而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。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狱的，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。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
　　不过，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，那是在他出狱后不久，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，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———
　　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，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，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。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，还是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。